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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地處我國糧食主產區-——河北平原，馬智敏的9畝農田卻幾乎收穫不了糧食。
　　“之前試著種過小麥和玉米，長得都很差，現在只能改種耐旱耐鹽的棉花。”這位居住在河北省滄州市吳橋縣安陵鎮劉家閣村的農婦說。早在她20多年前嫁過來，這片歷史上的沃土就已經嚴重缺水，耕地質量嚴重下降。
　　在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土地管理系教授孔祥斌看來，劉家閣村只是“中國耕地資源質量正面臨嚴重挑戰”的一個縮影。在今年年初發佈於著名學術期刊《自然》的文章中，他憂心忡忡地表示：“我國適合開發的耕地後備資源已經殆盡，耕地開發利用已經達到生態的極限。”
　　北方乾旱缺水，卻肩負起產糧的重任；南方水分充足，耕地面積卻急劇減少
　　“這塊地已經不行了！”電話里，50歲的馬智敏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她聽村裡的老人說，以前這塊地土壤肥沃，地形平坦，依靠附近的河水就可以進行灌溉，是塊上等的“水澆地”。
　　不久前，孔祥斌帶領學生們來到昔日的“風水寶地”，看到的是這樣一幅情景：田裡的泥土顏色白花花的，附近的河道已經乾枯多年，地下水井越打越深，還有許多枯井。
　　近10年來，這位教授經常到田間地頭進行土地調研。他帶著GPS、剖面刀、取土鑽等工具，有時候還從農民那裡借來鐵杴，甚至板車來運送採集到的土壤。
　　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泥巴”被小心地保存在孔祥斌的辦公室里。在一排排用盒子和密封玻璃瓶盛裝的土壤樣品中，有些被細心地按土壤層次碾成塊狀，從表層到深層分格盛裝，形成一目瞭然的土壤剖面。
　　從挪威黑色的冰沼土、瑞典深棕色的灰化土，到我國西南部龍勝梯田的紅褐色粘土，兩排白色的木架子好像一個小小的泥土博物館：苔原地帶的清冷與桂林山水的明麗，空間的距離和地理的差異都被濃縮在這些毫不起眼的泥巴裡。
　　“中國這麼大，土壤類型非常豐富：像黑土土質比較不錯；石灰土，即有石頭的山地上的肯定不適合耕種；還有這黑鈣土，為什麼有一層鈣土，因為碳酸鈣含量高。”他打開電腦，指著幻燈片逐一介紹道。
　　不過，如今的魚米之鄉，早已不是人們記憶中的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據孔祥斌介紹，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的城鎮化建設，我國糧食生產的中心和質量中心開始向北轉移，到了80年代已經轉移到了黃淮海平原，如今東北大米占據了各大超市的貨架。
　　在他看來，這種現象導致了我國耕地的扭曲錯位——北方乾旱缺水，卻逐漸肩負起產糧的重任，南方水分充足，耕地數目卻急劇減少。
　　兩組數據印證了孔祥斌的觀點。一是我國北方最大的糧食產區——黃淮海平原，耕地面積不足全國的1/6，卻生產全國近60-80%的小麥和35-40%的玉米。去年，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王世元稱從2000年起，13年來城鎮用地增加4178萬畝，占用的大多是優質耕地。
　　對此，浙江奉化市滕頭村黨支部書記傅企平感觸頗深。在浙江、江蘇和福建的農村調研期間，他看到了新建的鄉鎮企業與縱橫交錯的農村公路網，與之相對應的是若干被荒置和被污染的農田。
　　與產糧重心北移相對應的是水危機。“北方氣候乾旱，需要依靠灌溉系統，為了實現一年兩熟，很容易造成地下水的過度利用。”孔祥斌說。根據他在華北平原進行的取樣調研顯示，地下水開發最嚴重的地方，已經打到了地下400米的位置，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地下水漏斗帶，地面沉降的速率正在加快。
　　鋼筋水泥的城市，已將周邊的優質耕地埋葬掉了
　　對馬智敏來說，選擇種植棉花可謂無奈之舉。當土地因缺水、鹽鹼化而變得愈加貧瘠之時，那種“眼看著地不行了”的感覺令馬智敏十分痛苦。她一度不甘心，想要再搏一回，花錢打了淺水井用於灌溉，發現打上來的都是鹹水。
　　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種植棉花一年下來的收入，跟同村人進城打工幾個月的收入差不多，辛苦程度卻有過之而無不及。除去平日不間斷的悉心照料，收棉花的過程尤為艱辛。每到這個時節，她採棉花的手指蘸到露水就會發癢；“秋老虎”最為猖狂的光景里，毒辣的太陽穿透衣服的阻隔，曬得人皮膚刺痛。
　　如果不是因為年紀大不好找工作，她也想放棄這9畝地。“村裡的年輕人大多出去打工了，留下來繼續種地的都是45歲以上的。”
　　中國農業大學土地資源管理專業博士生張雪靚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展示了1980年至2000年期間的全國耕地面積變化圖：代表耕地面積減少的紅色標識密密麻麻地落在東部地區，而代表耕地面積增加的綠色標識則集中在東北、乃至西北的邊陲區域。
　　如今，經過多年來的占補平衡和農民的自行開發，適合開發的後備資源更是已經殆盡。孔祥斌介紹，像西北地區的乾旱土壤根本不適合耕作，而東北占用草地和濕地開發的耕地，雖然因為有機質的積累而肥沃，卻不具有可持續性，還會威脅到北方區域的生態安全。
　　“北方濕地對保持物種多樣性，保有地下水，防止土壤沙化和防洪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孔祥斌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優質耕地資源的消失，在大城市和東部發達區域尤其明顯。國土資源部的報告顯示，上海、天津、海南、北京可供開墾的未利用土地接近枯竭。
　　孔祥斌向記者講述起北京順義在上世紀80年代時的豐收盛況。這個現在作為首都國際機場所在地，曾享有“北京的烏克蘭”的美名。因為耕地土壤好，產量高，秋收時節麥浪翻滾，“整個一大片金燦燦的”，孔祥斌雙眼放光，仿佛當年的盛況就在眼前。
　　然而，幾張不同時期拍攝的紅外線遙感圖卻將人拉回了眼前。這些圖片忠實地記錄了北京的城市區域發展擴大的全過程。孔祥斌把圖片上一圈圈擴大的高速公路形容成“風火輪兒”，隨著風火輪兒越轉越大，大片的耕地被分割成一塊塊的碎片，有些被進一步蠶食，有些因為土壤的功能弱化而被閑置，在這座特大城市周邊保留下來的小部分耕地，已經開始身兼農業用地與生態用地的雙重作用。
　　“生態用地的減少，一定程度上也是霧霾產生的原因。”孔祥斌指出，“鋼筋水泥的城市，已將周邊的優質耕地埋葬掉了。”
　　全球都面臨糧食的需求，到2050年世界糧食需求量將比現在增加一倍
　　傅企平也感受到土地污染的嚴重。他在浙江、江蘇和福建調研的過程中發現，某些昔日魚米之鄉的土地污染已經到了令人目不忍視的程度。甚至不需要像孔祥斌和學生們那樣用專門的試劑檢測重金屬含量，單憑土地的顏色就足以知道污染的程度：原本應當是黑色的土壤，已經變成了鐵鏽般刺眼的紅色。
　　這個全國人大代表多次建議，健全完善《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和《土地管理法》，在其中納入明確的土地污染監督和問責措施。對現行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進行修訂，制定有針對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標準。
　　談及耕地保護的建議，孔祥斌用了一個非常質朴的說法：像老祖宗那樣，順天應地，遵循自然的環境，恢復生態的多樣性。
　　他認為，北方較為乾旱，就改種一年一熟和耐旱的作物；對於地下水已近枯竭的地方，用休耕和輪耕的方式來恢復；還應該把東南部高質量的耕地優先劃入永久保護的基本農田，避免再度流失。
　　一次在美國的經歷讓他很受震動。駕車從哥倫布到黃石的路上，他穿越了美國中部的玉米、大豆種植帶。大片的土地顯得很原生態，沒有特別發達的排灌設施，主要靠自然降水，但周圍丘陵環繞，樹林茂密，耕地和生態渾然一體。
　　多年來，從位於黃海平原的城鄉交錯帶北京大興，到東北的糧食主產區海倫；從河套平原灌溉區的內蒙古達拉特旗，到西北乾旱區的新疆阿勒泰，乃至位於山地丘陵區的雲南，黃土高原區域的陝北，這位教授幾乎跑遍了中國耕地的代表性區域。
　　“歐美等國家都非常重視耕地的可持續利用”，他說，在全球都面臨糧食需求的大環境下，聯合國糧農組織曾預告過：到2050年世界糧食的需求量將增加一倍，才能滿足屆時新增加的23億人口。
　　“每個國家的負擔都不輕。”他嚴肅地說，“所以，保護好優質耕地和解決糧食的供給，我們只能靠自己。”
　　而對於馬智敏來說，操勞小半輩子，一家四口卻還住在一幢不起眼兒的平房裡，家裡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輛農用三輪車。
　　她現在就指望兒子將來能夠考上大學，到城裡工作，再也不用過這種“靠種地的生活。”　　（原標題：耕地資源到了最危險的時候�